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著作（簡稱“《早期著作》”）是“早期傳播”的核心文化載體，集中了“早期傳播”的精萃，濃縮了“早期傳播”與早期“中國化”的輝煌燦爛文化畫卷。對“早期著作”整理與研究，基本上展現出“早期傳播”與早期“中國化”的發展階段、基本内容、傳播特征、傳播途徑及思維維度的全景。

從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以來，我國出現了出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著作的高潮，代表性的成果有：

1.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著作選編（1920-1927）》第一編3卷14種。田子渝主編。武漢．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版。

2.《馬藏》第一部8卷，1894-1904年間的著作（含譯著）共39種，約合550萬字。北京大學《馬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編纂。北京．科學出版社。2019-2021年版。

3.《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傳播通考》（100卷）,其中“早期著作”不多。楊金海等主編。沈陽．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出齊。

4.《新中國成立前馬克思主義文獻彙編》，其中“早期著作”28種。王豔紅編輯。上海．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。

5.《建黨時期馬克思主義文獻叢編（1918-1923年）》, 其中“早期著作”32種。北京．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21年版。

6.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著作叢編（1920-1927）》（簡稱《叢編》）共5編151種，2500萬字。田子渝、徐方平主編。武漢．湖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版。

7.《原版初心——黨的出版早期文獻萃編》共八冊，其中“早期著作”11種。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編。上海．上海書店2021年12月版。

在這些著作中，《叢編》在中共創建史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上的地位尤為重要，堪稱是中共創建史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研究中的裡程碑。

首先，《叢編》是迄今為止，影印出版早期著作最多，最全的叢書。它從散落在世界各地的250種著作中精選151種，其中不乏孤本、珍本，70%為第一版，使這些深藏在圖書館、博物館、檔案館及個人收藏處的文獻資料化身千萬，供世人閱讀與研究。

其次，《叢編》第一次将“早期著作”分成“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甯經典”“外國政治家、理論家和學者對馬克思主義诠釋本”“國内政治家、理論家和學者對馬克思主義诠釋本”“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著作”四大類别，有利于深入研究。

最後，探索馬克思主義經典研究的新範式。它分“原始文本”、“說明”“注釋”三大闆塊。對這些80—100年前的不可再生的原始文本進行數字化，整理印成現代紙質本，很好地

保護了這些珍貴的紅色文物。

“原始文本”将分散在各地的早期著作集中起來，用現代高級印刷技術影印出版，不僅使這些珍貴、不可再生的紅色文物得以保存與流傳，而且使讀者能夠輕而易舉閱讀原生态的文獻，便于學者查考研究。

“說明”對著作的版本、封面設計、基本内容、價值及出版、社會效果等作研究性的解讀。封面以其特有的文化性、藝術性，對著作進行藝術圖解，是著作的内容與美術有機結合的美學呈現。《叢編》對全部原始文本封面一一進行了專業性的解讀與描述，成為馬克思主義著作叢書的創新之舉，為《叢編》一道亮麗的風景線。

“注釋”對原始文本中的專有名詞、基本概念和詞語、人物、事件、著作、報刊、地名等作解讀、疏解、考據。《叢編》嚴格按照列甯“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，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内”[①]的精神，堅持尊重曆史、尊重文本、尊重學術規範等基本立場，以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（中文第二版）、《馬克思恩格斯文集》《列甯全集》（中文第二版增訂版）、《列甯專題文集》（2009）《毛澤東選集》（1991年版）為藍本，廣泛吸收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創建史、傳播史和MEGA²研究成果，在曆史、時代的語境下作出深入、具體、客觀的解讀，撰寫了310餘萬字的注釋條目，全面、多角度對“早期傳播”著作作了有意義的诠釋，不少诠釋填補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空白。

《叢編》的編輯和出版，曾得到不少學界大家的肯定。

中央編譯局原副局長、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副院長魏海生贊譽：“《叢編》編纂者将搜集到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著作影印出版，搶救和保存了一批非常珍貴的文獻資料，而且對它們進行了提綱挈領的“說明”，介紹了著作的背景、主要内容和社會價值，并對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、地名、事件和論著等進行了“注釋”，有利于讀者閱讀，更有利于學者深入研究。因此，它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。”[②]

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贊譽：這套圖書體現了開創性。“所謂開創性，編者收集整套文本曆時之久、尋找資料之多，在全國可能第一無二。并且對文本的精選進行整理、注釋、彙編，填補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空白，開辟出新的學術天地，具有開創性。所謂基礎性，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著作文本，就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史最基礎、最重要的史料，這套叢書所做的工作也是最基礎的工作，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研究的深入推進做牢了史料基礎的打地基工作。”^[③]

（審核：易振龍）